中国的酱缸——看《丑陋的中国人》

床头有两本书，一本是高中时代买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另一本是假期借阅的《野火集》。它们已经吃灰很久了，最近又凑巧进入了我的视线。之前略翻一二后只觉得想法过分激进，但这次真真实实看完了全本后，却发现自己的很多想法与其不谋而合、很多感受与其无出左右。想想也对，毕竟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出自于上个世纪，一些想法早已沉淀；再者作者之所声讨大多为社会中最为广泛关注的事物及现象。虽然如此，这两本书并非“古调不弹”，恰恰相反，现在中国，我们面对的社会、文化、历史、政治环境，我们对于人性、国民性、民族性的反思，和那时的台湾（两本书的写作背景）是极为相似的。

　　这两本书体裁和主题甚是相似，都由一篇篇单列的讲稿、评论等组成，讨论着中国如何“治病”、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。在这样的题材衬托下，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更为流畅的阅读，更是鲜明的时代背景下的感同身受和自我映射。柏杨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中着重探讨了中华文明的“酱缸文化”和中华民族的劣根性，他指出在中国优秀文化之外，“酱缸”一样的文化环境无时无刻地在掣肘着民族进步，民族文化中积习的弊病和民众的冷漠麻木让“酱缸”愈来愈深、愈来愈浊，以致沦为死水。而《野火集》同样直入肯綮地声讨了作者眼中台湾社会中的种种弊病，并发出了自己对何为真正的民主、何为正确的国民性、教育有什么缺失、法律应当为何样等关键问题的思考。

　　“有很多反对权威、批判现状的刊物，都只在地下传播，而我认为这样是不好的”，正如龙应台所写，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和《野火集》都选用了一种比较激愤的方式，发表自己对于现状的不满。代价当然有，比如说被人痛斥言过其实，比如说被叫去“座谈”、甚至是入狱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他们的观点无论你赞同与否，都应当保持相当的尊重。尤其是针对柏杨，翻开知乎、豆瓣，太多人都指鼻子上脸、明朝暗讽，甚至有人用“下流猥琐”来评价。真正的交锋不应当只停留在观点上吗，就算意见想左也应当保持基本的尊重吧。我就甚是纳闷，为什么一个将自己观点付诸行动，敢当风险地为民族进步做贡献的人，会如此为人不齿呢？怕真的是戳其痛处，揭其缩短吧。真正到风口浪尖上，那些只会在文字做文章上的人，大抵会像古代宦官一样，唯唯诺诺的俯首称是。

　　言已至此，想必大家都已看出这类书籍的争议性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仅仅借着这两本书给我的启发，谈谈我对一些事情的见解。

一、如何爱国

　　虽然现在大家公认龙应台和柏杨都是爱国人士了，但在当时却未必如此。

　　“他们说了不爱国的话，做了不爱国的事，所以他们不爱国”，这是现实中时时刻刻发生的论断。如果那时的人认为龙应台爱国，她就不会被约去见领导；如果那时的人认为柏杨爱国，他就不会蹲监狱。怎样才是爱国，在中国好像就必须是对着烈士墓痛苦流涕、向着国旗肃穆敬礼才是爱国。这说好听了是形式主义，说难听了就是虚伪的愚蠢。

　　每年四月，游人身着和服去武大赏樱，有人谴责他们不爱国；有的人在萨德部署后还去乐天超市购物，有人说他们不爱国；对于加入外国国籍的侨胞，有人指责他们不爱国……如果仅仅通过这些行为就能判定一个人爱不爱国，那爱国不是就太廉价了吗？

　　什么是爱国的正确方式？在我看来，《人民日报》这样的官方媒体也完全没有做到。有时候我很反感《人民日报》等正统媒体像“萨德完成部署，韩国却乱了”、“中印边界冲突后，印度乱了”、“这群美国人终于剥去了伪善的面孔”等等这样的新闻报道。用别人的“乱”、“弱”说我们的“稳”、“强”，这样的报道其意义何在？是在取笑世界的不安定吗，还是在“扬我国力，耀我国威”，这样的话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政治宗旨是不是又有所相悖？

　　我们广大吃瓜群众呢，饭后乐呵乐呵的谈论谈论这些事情，嘴皮子叨叨叨，我爱国，我真的爱国。这就是中国人的一大弊病！言语甚巨，所为过轻！嘴皮子不花钱，说爱国谁都可以，多少人凭着嘴皮子功夫身居高位我不知道，他们内心是爱国的吗？在国将有难的时候他们能跳出来保护这个国家吗？

　　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记得B站UP主“纳豆豆”在日本街头唱起《董小姐》，将中国的民谣文化传递到外国。这样的爱国才是我们想要的。就像评论中所说“爱国并不是要打败别人，而是展现出自己的美好，用自己的行动，践行自己的爱”，作为一个人，也应如此啊。

二、正视劣根

　　中国人有没有劣根性，我认为是有的。而且我认为不仅中国人有，美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都有劣根性，就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只鼻子两只眼睛一样。在这种意义下，“劣根性”不再是有指向性的语义符号，而变成了悬在每个民族头顶的警钟。对于这种有胜于无的事情，显然我们更应当将精力放在如何朝着背离劣根的方向上走，而不是纠结于是否妄自菲薄这样无聊的事情上。

　　我们中国人不团结、爱窝里斗，容易膨胀、见识短、心胸小，作为一种社会倾向，这难道不是现实吗？吴京被逼捐，一个执着并最终成功的中国电影人被自家人刁难；中国教授韩春雨的科研成果被国人不依不饶地质疑造假；自古所言的“仁”爱沦为笑话，现实中“任人唯亲”，对他人冷眼相对；部分掌权者漠视规则和大众利益谋取私利；街道上不顾交规横冲直撞的汽车和行人；公共场合大声哭喊的小孩；和年轻人抢篮球场的大妈大爷；黄牛侵占医院挂号，真正紧急的患者只能忍耐高价买号……这个社会、这个民族，还远远没有剥离掉“劣”掉的根！

　　为什么别的国家做得到，我们却不可以？

　　之前我不敢说这种话，做这种论断，因为总有人用“崇洋”来反对我，他们会对我说“你了解外国吗？外国不也是一样，甚至还不如我们呢”。但现在我敢这样说了，因为我再也不会陷入“比较困局”了。外国的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羡慕？难道要死扯面子自夸自擂吗？这是《人民日报》做的事，不是有良知的中国人该做的事情。

　　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劣根，我们就不能出去“劣根”，就不能进步。为什么女子缠足、宦官阉割的陋习在中国能流传几千年，为什么中国古代政权只是集权之“恶”的相互取代，为什么国外文艺复兴之时我们还在咏颂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经》？唯“天朝上国”之虚幻也！“几流的公民成就几流的社会”，我对此大为认同。正视我们的劣根性吧，这比天天沉溺于自大要好一万倍！

三、社会责任

　　现在社会上似乎有一种风潮，就是“自我主义”。在独生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中坚时，这股潮流似乎愈演愈烈。央视《超级工程》里赞颂工程师拿着微薄薪水为国奉献的事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，他们说这样子的奉献是无人权可言的，这位工程师理应得到更多与其价值匹配的报酬。我同意这些论述着得到的结论——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天经地义，但他们的论证我不能苟同，将个人利益视为评判准则，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割裂开的行为就是极端“自我主义”的体现。

　　《野火集》中有很多对青年学生的炽言，我觉得当代大学生有时间一定要读一读。《野火集》中对大学生的描述是，“埋着头在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生活着，不关系社会便自然没有价值判断的需要”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自然少有人感挺身去“闹”，大多会安守自己的一爿田地。于是就有了种种自私的想法。

　　知乎上有一个问题“省办公厅公务员比不上年薪30万的程序员吗？”。从中便可对当代青年的世界观窥探一二。他们不会想公务员可能会造福一方土地、不会想有的人有安邦定国的政治理想，他们关注的是公务员微薄的薪水和不确定的政治前途，他们想到的是拿到30万后会怎样潇洒的生活……可悲可泣，一个省办公厅公务员，在最接近权利的机关要地，做着最关乎民众幸福的事情，竟然比不过自己30万元的放纵生活？

　　追求自我利益当然不错，但你要始终记着，“你少受的苦，一定有人在为你承担着”。“我们的上一代，受战乱和贫穷之苦，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。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，但是受权威统治之苦，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、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下生长”。我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，终将为一些人带来幸福；我们贪图个人利益的享乐，终会为有些人带来苦难。

　　有的人觉得刚刚过去的“918纪念日”与我何干？现在想想吧，没有那些人的奉献，你怎么能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？你现在的漠然，会不会让世界上有些人受苦受难？

四、说说酱缸

　　什么是酱缸文化，说白了就是对社会中的恶消极的忍受，无谓正确与否对利益趋同的价值观。我对酱缸文化非常赞同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的成长状况是由其环境决定的，大体上来说从幼年到成年，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会被社会教育、被人情世故抹去棱角。但在中国，除去抹去棱角，你还极有可能被泼一身脏水。这脏水，就是酱缸里的水，身在其中的人难以摆脱的丑恶。

　　中国人的酱缸文化到底是怎样的？我就举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例子——那些发生在办事台前的烦心事。我之前确实对人际关系抱有天真的幻想，事实上到现在我依然相信人之本善。无奈的是，长大的我再也不能离开制度看事情了，我们都是制度下的一份子，都是酱缸里的一员，我们身在其中，就必须抱着会为其玷污的最坏打算。我着社会上大多数人应该是相似的，做着一份平凡的工作，过着一份平凡的人生。就像你我的父母，或许是平民百姓、或许是小有成绩的领导，他们辛勤劳作、为了家庭与事业不断地奉献着。平凡的他们，为什么要与你过不去呢？但现实很残酷，在“酱缸”里处的久了的他们，怕麻烦、早已失去思考判断的能力、只知道按着规矩办就没有错，于是他们才懒得想制度合不合理、自己应不应该这样做、更别说上言建议完善制度了。只要你不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——就像医闹那样——他们的眼里就只有“规矩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找遍所有部门陷入死胡同的平凡老百姓，受制度折磨抱怨行事者的无辜贫民、简单事情走各种部门盖几十个章子的烦恼。但最终你要问我，你狠那些办事者吗？我却依然只能说“我不恨”，因为他们只是按规矩办事，并没有做错什么。

　　有时候确实向往美国这个国度，一群受压迫之苦的信徒来到新的土地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。那里，循着人人平等的准则，有着公正法治和自由民主。最为重要的是，那里没有“酱缸”！

后记

　　什么事情合理、什么事情不合理，我认为这本身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柏杨口中，汉字拼音化是合理的，理由给的也甚是充分，“方块字不能隔字、又不能连音，不方便计算机处理”等等，现在看来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论断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。现在我所发表的这一番言论亦是如此，或许有人支持、有人反对。但我相信，合理和不合理都应辩证地去看，正如古话所说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。正如此，换一个角度，丑陋的中国人或许不再丑陋，或者必将不再丑陋。